2010年，中国消耗了32.4亿吨煤炭，占全世界总煤耗的46%。而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煤耗增加了近20亿吨，按这种趋势增长，2020年中国的煤耗将达到50亿吨以上。
绿色和平指出，煤炭的洁净化和高效利用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在煤炭增长势头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更强有力的煤炭政策呢？
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NDRC)气候、能源、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对煤炭实行总量控制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他说，中国实施多年的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是煤炭总量控制的基石，中国现有的方针政策为煤炭总量控制提供了政治和决策的前提。
这些政策包括能源总量控制、能耗强度目标、碳强度目标、各种污染物的减排目标。在地方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面，有发改委的五省八市的低碳示范点和环保部的“三区九群”的区域性煤炭消耗控制，这些都是实施煤炭消费总量地区分解的政治基础。
中国的“十二五”能源规化草案提出，要将煤炭消耗总量控制在36亿吨以内，将煤炭消耗占总能耗的比例从70%降低到63%左右。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中，也第一次提出将煤炭消耗总量下降600万吨的要求。
杨富强表示，根据中国环境容量和资源开发的要求，煤炭的总量不应突破39亿吨，但是过去这些煤炭总量控制的目标一再被突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杨富强指出，按最保守的估计，2015年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达到75－80亿吨。这无疑给中国的减排造成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直到煤炭消耗总量达到峰值之前，只会继续加重。煤炭消耗总量控制将促使煤炭峰值减低，并加速煤炭消耗的下降。只有这样，中国总的二氧化碳排放才能有效减少。
杨富强还认为，煤炭消耗总量控制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有多重协同效应。环保部门多年强调的源头治理才会生效，污染物减排才会事半功倍。不过，煤炭总量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多管齐下、多方治理，也需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设计，以及自下而上的公众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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