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高兴了，真是不可思议！”类似的话，王有利重复了好几遍。
昨天中午，这位有着7年矿龄的中国山西大同煤矿工人，一边看着电视里智利圣何塞铜矿首名升井矿工弗洛伦西奥·阿瓦洛斯成功获救的场面，一边告诉记者，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被外国的矿难救援感动了，言语间，似乎还有一丝颤抖。
国内缺应急生存设备
然而，两天前，他甚至不清楚“智利”这个国家究竟是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直到10月12日下午，王有利准备下井采煤，队友说，“国外发生了一个大矿难，30多人困在矿井里69天都还活着。”
“开什么玩笑？”王有利以为队友听错了，大概是把69小时当成了69天。等干完活，晚上回家对着电视机，王有利愣住了。“真是奇迹，要是我们在井下，有水有氧气，还能熬一个星期；要是没水，3天都撑不过去。”
王有利，山西大同矿务局24个矿中，一个年产不过300万吨的小矿的职工，从小在矿区长大。7年前，继父亲和哥哥之后，22岁的他结束了在外打短工的不稳定生活，战战兢兢地开始了他的矿井生涯。“刚开始很害怕，跟着煤车下到井里，那简直就是个迷宫，漆黑一片”，王有利回忆，第一次穿上笨重的工作服，沿着每一百米才有一盏灯的巷道，仿佛觉得那就是人们说的“通向地狱的路”。
潮湿、寒冷、高强度的作业，完全超出老矿工儿子的想象。“除了工作，没有任何娱乐，一干就是一个晚上，一眼不合。”王有利说，矿工作业分早班、二班和晚班，工作时间一般都是七八个小时，一旦遇到故障，可能要在井下呆一天，直到把故障排除。
最要命的，是无处不在的危险。2008年，他和三个同伴被埋在塌方的井下整整50个小时。“当时巷道比较窄，我们需要拓宽一下，就打眼放炮，煤墙倒了下来。”庆幸的是，四个手脚灵活的年轻人都撤了出来，靠着煤渣和体液撑过了一整天。直到第二天，地面上救援的食物和牛奶才通过打通的管道送了进去。
“我们先敲管子，让外边的人知道，里面的人还活着。然后找水，用各种方法多活一天是一天，等死也等着营救。只有等待，哪像人家智利的矿工，还能打牌玩游戏机？”
王有利特别羡慕圣何塞铜矿的生产环境和管理制度，“人家井下有手推车、电池、通风口，还有水、罐头、牛奶，都是事故之前就储存着的。难怪他们能笑着活了70天。”“智利做得更人性化一些，国内不会这样，不会事先准备紧急状态下的生存物质。”
“消极”和“被动”凸显
同在山西的某矿业公司的经理邢广成，曾经投资过一个海外矿产，其旗下的一家煤矿，去年还发生过一起严重事故。4名矿工被困井下24小时获救。
邢广成承认，国外科学的安全生产和紧急救援的程序，凸显了许多国内煤矿的“消极”和“被动”。“现在安全生产抓得严了，出了事，捂也捂不住。搁以前，如果救援成本比较大，很多就隐瞒了不救了，救人要花100万元，还不如赔他家里20万元。”
邢广成举例，去年以来，随着煤矿“国进民退”和矿领导带头下井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机制更加强化，但就预防事故而言，中国矿业老板普遍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增加安全支出的成本，成为矿难频发的根源之一。他不敢想象自己的矿上发生同样的事故，结果如何。
“心理干预或者情绪疏导的工作，很少，基本上没有，都是矿工被救出来后，给他找找心理医生，给一点物质补偿，让他恢复一下。”
智利矿难救援的成功，给予邢广成很大的震撼，他认为，这是“整体救援体系”运作的结果，也是“国家长期的安全生产工程”的成就。“反观我们，对危险估计不足，投入也不够，矿工自身的自救能力也不专业，同样情况下，他们救援的难度要小得多。”
而在王有利心里，最令他感佩的是智利矿工之间生死与共的情谊。他以为，智利被困矿工争做最后一个升井者的精神也一直在维系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干我们这行的，特别能表现出患难见真情，去年我们周边一个矿塌方，7个人被埋了，但是谁都不愿先出来，最后出来的同事还要把机器先送上去，自己才上来。”
因为不能守候在电视机前看到所有的智利同行获救，王有利最后告诉记者，“我马上也要下井了，我会在井下为他们祝福，我真心地希望他们全部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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