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矿主赔偿，得先让他给出个证明，但煤矿都没了！”
自5月底至今，房山区史家营乡数个已关停煤矿中，200余名矿工陆续查出染上尘肺。他们要取得诊断报告，必须由煤矿提供工作关系和职业史等证明材料。
由于煤矿关停、矿方拒绝出具等原因，这些尘肺工人的维权陷入困境。
200名矿工患尘肺
51岁的钟举如原是史家营乡大村煤矿的安全员、领班。去年下半年开始，他觉得喉咙发堵、喘不上气来，但没有太在意。钟举如回忆，今年5月听说有工人被诊断为“尘肺三期”，钟举如和工友也去北京朝阳医院（国家指定的职业病诊断医院）检查。
6月2日，钟举如拿到尘肺X线诊断报告，被诊断为：印象“尘肺二期”。工友们也分别为尘肺一期、二期和三期。
随后，钟举如等人被医院告知，必须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和职业史等材料，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治疗，取得具备法定效力的职业病诊断报告书。
据粗略统计，目前已有200余名矿工被诊断患上尘肺，涉及大村、台西、枣园、莲花庵等煤矿。
煤矿关停维权受阻
按照相关规定，5月31日，史家营乡最后一批煤矿全部关停，矿工妥善遣散，解除劳动关系。
钟举如说，有工友拿着“尘肺X线诊断报告”找到煤矿负责人，要求获得工作证明材料和补偿。矿方负责人答复，煤矿承包合同到期，没有义务提供证明，“甚至说报告是假的，是敲诈”。
“想找矿主赔偿，还要他们给出个证明，太难了。”矿工陈有财说，如果职业病诊断被确认，矿方就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矿方都不愿意出具证明。
随后，一些尘肺矿工先后到史家营乡政府、房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安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求助。但都被告知，由于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等原因，不能开具相关证明材料。
“签完以后就收上去了”，多名尘肺矿工证实，手头并没有和煤矿签订合同，也没有其他直接证明材料。工人们称，只有少数人有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
多部门正协调解决
7月12日上午，百余名尘肺矿工来到房山区政府反映情况，区政府一名主要领导接待了5名矿工代表。矿工代表周遵华称，该领导说目前需要确认矿工是否在合法煤矿工作，“让给他们一段时间，会妥善处理”。该领导最后答应，8月2日时应该能给出回复。
昨日，房山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室人员称，该事件已经上报到北京市人保局、国家人保部。四川资阳当地的劳动、司法、工会等部门也来京协商此事。
人物：下井14年“吸粉尘”煤矿关闭验肺患病
周口店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55岁的李正平与几名工友租住着。这些工人都被检查出尘肺病，李正平是“尘肺三期”。老家媳妇想来照顾，李正平拒绝了，“多个人，多些费用，得为日后治病省着点。”
工人下井煤矿不发口罩
5月31日，史家营的煤矿关闭后，李正平回到四川广元老家。他知道有工友去做尘肺病检查，也觉得自己肯定也有尘肺病：胸闷、咳嗽、痰多且黑，一感冒，两三月好不了，这些症状他都有。
但他选择了逃避，不想做检查，“做完要是想不开了，怎么办？”
长着一对大耳朵的李正平，身形消瘦，面容枯黄，在史家营工矿区做了14年。他说，井下环境恶劣，煤尘相当严重，“工作面和下井的巷道都是粉尘扑身。”
他没有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井下干活挣钱比较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每天上班12个小时，矿上没有统一发口罩，得工人自己买，但几乎没有工人掏腰包。从矿里出来，大家吐出来的痰都是黑色，李正平以为吐出来就没事了。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尘肺这个词。”如今，李正平和工友们有点懊悔，要是早点知道去年沸沸扬扬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开胸验肺一事，“我们早跑过去验肺了”。
他们说，煤矿老板从来没跟工人们讲过职业病危害，也没进行过体检。
常做“没人管”的噩梦
6月18日，李正平还是决定回京验肺。那天，他在老家插秧，没干一会儿，汗就冒个不停，身体虚的厉害。他心想，这病是拖不下去了，当天就启程来京。
6月21日，李正平到朝阳医院检查，4天后才能有结果。等待的日子里，李正平夜里常做噩梦：一个人双腿血淋淋，露出骨头，到处求助，没人管他。
6月25日，检查结果出来，比李正平预想的还糟糕：印象“尘肺三期”。
李正平说，他知道“尘肺三期”是尘肺中最严重的。家人问他是不是“相当于癌症三期，没得治了”。
随后，他开始跟着大伙儿到卫生监督所、人保局、信访办、区政府。一个一个找过去，一次一次被答复再等等。
“我还没绝望，相信政府是会管我们的病。”李正平最爱重复这句话，等待8月2日政府答复。
困境：矿工没单位可寻政府无政策适用
200余名尘肺煤矿工人的手中，都有朝阳医院出具的“尘肺X线诊断报告”。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维权需要医院开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这必须要有工作单位提供的职业史等材料。
“煤矿都关了，我们没单位了。”这些尘肺矿工说。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还可根据卫生监督机构提供的有关材料作出诊断。”
“目前我们开不了。”昨日，房山区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坦言，一个多月来，陆续有100多名史家营乡的煤矿工人来此，开具职业病诊断证明的介绍信。
该负责人称，若是用人单位拒绝向工人们提供职业史，卫生监督所能去核实有没有该工人。目前这批工人最大的问题是，用人单位已关闭，“我们想找单位核实，也找不到了”。
房山区人保局工伤认定科室人员也称，困难在于劳动关系一方主体的消失，工人们缺少职业史证明。区政府正在协调，“说到底，就是钱该谁出的问题”。
房山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政府会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依法帮助受侵害方诉求权益。目前陷入尴尬境地，是各种矛盾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集中表现。此事牵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矿工从业资格和劳动关系的认定；二是针对此问题，现行政策中没有现成的规定和办法来适用。
该负责人说，解决这个棘手问题需要有政策上的对接，也需要一个调查处理的过程。
专家说法：诊断与责任认定应分开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正在修订中，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参与了修订。
昨日，常凯称，目前对于职业病问题的处理，仍是依照过去国企时代的老办法。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现行法律法规已经难以跟上，应当尽快完善职业病的诊断程序和工伤认定的方法。
常凯分析，我国现行做法是把医学诊断和法律责任认定捆绑，诊断鉴定机构一旦出具职业病诊断报告，同时也就认定了责任主体，这使诊断鉴定机构的压力很大，不敢轻易下结论。
常凯说，参照国际经验，两者应该分开。修订后的职业病防治法草案，就采纳了这种方式，可使职业病患者先得到及时诊断，有利于后续的劳动关系确认和工伤赔偿等环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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